這就是近期社交平臺上網友們討論火熱的智能貓屋。
《法治日報》記者梳理發現，目前上海、天津、江蘇南京、廣東廣州等十幾座城市都出現了用來管理流浪貓的智能貓屋。用戶可以在平臺的直播間實時觀看各地貓咪的情況，也可以注冊賬號并充值給貓咪“云投喂”貓糧，還能成為志愿者親自打掃貓屋、照顧小貓。
然而，記者發現，智能貓屋在現實中卻存在不少問題，比如用戶投喂的貓糧比正常貓糧價格要高許多、“云投喂”后貓糧堆積存在衛生隱患、小區是否能安置智能貓屋存在爭議等。
投喂貓糧價格虛高存在安全衛生隱患
記者注意到，不少智能貓屋都有“云投喂”功能，可以實時觀看流浪貓的進食狀態，發現它們“缺糧”時馬上便可點擊“投喂”，流浪貓在另一端的食盆就可以吃到掉落的貓糧。
記者查看了8個品牌智能貓屋的“云投喂”平臺，發現不同平臺的收費標準不一。
某“云投喂”平臺有多種購買虛擬幣的方式，比如用1.99元可以購買32個虛擬幣、39.99元購買770個虛擬幣等。同時還可以購買8.8元的月卡，這樣買貓糧會更便宜。1個虛擬幣約可購買1克貓糧，按該平臺整體的充值方式換算下來，相當于購買一斤貓糧的價格區間約為16元到31元。
有的“云投喂”平臺則費用更高，1元可購買10個虛擬幣、10元可購買100個虛擬幣，以此類推，購買一斤貓糧需花費50元。
據了解，如果按照市場上的價格購買貓糧，這些價格往往能購買到更高品質的貓糧。因此，在獲得廣泛關注的同時，智能貓屋也被不少網友懷疑其“割韭菜”。
除了貓糧價格虛高，記者發現，一些智能貓屋還存在貓糧堆積的情況，有的貓屋中貓糧出現了蟲子、霉菌等異物，散發出酸臭味，已經變質；還有些貓屋里雜亂不堪，存在衛生隱患。
某“云投喂”平臺志愿者李妍(化名)在廣東深圳定居，已經給流浪貓喂貓糧和清潔智能貓屋一年多了。她向記者介紹，從她的工作經驗來看，當有人發現設備卡糧或故障時，可能無法及時聯系到負責的工作人員。因為不同功能由不同的業務部門負責，各部門之間聯系較少。即便用戶輾轉聯系到某個業務人員，也可能會被告知不在其業務范圍內，此時就需要再次嘗試聯系其他工作人員。
“正因為整個上報問題的過程煩瑣且耗時長，才經常會有貓糧堆積、無人清掃的情況出現。”李妍說。
上海某高校動保組織負責人徐淼(化名)表示，“云投喂”貓屋還存在其他問題：“一是衛生問題，如果貓屋沒有及時得到清理，流浪貓聚集后可能帶來異味和傳染病；二是安全問題，一些投喂設備會亮燈，還能在平臺上通過攝像頭實時監測周圍動態，因此貓屋位置很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發現，如虐貓人士，會給流浪貓的生存帶來威脅；三是管理問題，貓屋如果沒有放到合適的地方，可能會給該區域的學生或居民生活帶來影響。”
缺少工具資金支持可能影響救助工作
在上海生活的某“云投喂”平臺志愿者小婕(化名)說，在“×貓”上申請成為志愿者的流程并不復雜。網友投喂克數達到10克以上，并完成實名認證，就能達到申請標準；繼續填寫個人資料和回答一些簡單問題，即可提交申請，等待工作人員的審核。
小婕說，志愿者們除了承擔貓屋清潔和換水、標記貓屋、異動溝通等事項，還可以獨立承擔貓屋的維護責任，配合救助生病的流浪貓、給未絕育的貓做TNR等。
據業內人士介紹，TNR的全稱是Trap Neuter Return，即“捕捉、絕育、放歸”，是目前國際上公認最人道、有效控制流浪貓數量的方法。
“志愿者在‘×貓’平臺上可以建立貓咪檔案，標記流浪貓的性別和絕育情況，能通過平臺發起TNR助力心愿，邀請網友眾籌絕育費用，還有機會搶到免費絕育名額、申請絕育補貼券。平臺還研發了捕貓設備，非常便捷。”李妍說。
但從實際情況來看，一些平臺并未發揮太大的作用。“抓捕和絕育是TNR的重要環節，但抓捕和絕育基本由志愿者完成，很多人缺少抓捕工具，同時絕育補貼券的數量有限，大多數絕育還是靠志愿者‘為愛發電’。”一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。
不僅如此，智能貓屋安裝后還可能影響TNR工作的開展。
徐淼說，包括自己學校在內的許多高校動保組織，并不支持具有“云投喂”功能的智能貓屋進校。
“流浪動物救助是一件非營利性質的活動，帶有商業營利性質的平臺進入校園，會影響我們的救助工作。比如智能貓屋喂飽了未絕育的流浪貓，貓咪便不會輕易被誘捕，可能給后期的TNR工作帶來干擾。”徐淼說。
私自安裝引發爭議平臺性質界限模糊
在一些城市的12345便民服務平臺，記者看到上面有不少居民反映智能貓屋進小區的問題，比如“智能貓屋擺放至小區后，造成小區內大量流浪貓聚集，引發環境異味及噪聲擾民等問題。希望能及時幫助移除智能貓屋，消除居民的不安與擔憂”。
記者梳理相關法律法規發現，若貓屋安放前未征得業主大會或業主委員會、物業公司的同意，私自安放屬于違法行為。
實踐中，智能貓屋的安裝流程是什么？是否存在私自安裝智能貓屋的情況？
記者嘗試在“×貓”平臺申請貓屋。首先需要填寫聯系方式和投放地址等，其次告知投放位置的貓咪情況，然后回答6個問題進入“補充資料”的環節。在“補充資料”階段，記者上傳了流浪貓照片和貓屋準備安放位置的照片。
申請過程中，雖然平臺建議記者征得物業公司和鄰居同意后，再將貓屋安放在遠離車棚和居民窗戶的位置，但記者只是提交了部分模糊信息，平臺方就在沒有求證用戶申請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，便進入了預約安裝階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記者在申請過程中填寫的投放地址，正是文中開頭提到的上海市某小區。該小區物業公司工作人員明確向記者表示：“小區內不允許安放此款貓屋，住房公約中也提到過相關規則。”但記者看到，該小區目前已經有三個同款智能貓屋。
陳豪(化名)是安徽人，一直以來非常關注流浪貓救助的相關話題，曾自費為兩只流浪貓做過TNR，還為3只流浪貓找到過領養人。他認為，現在智能貓屋存在的問題，很大程度上是要歸咎到管理層面。
“如果因為智能貓屋導致流浪貓聚集給業主造成損失，那么業主如何維護個人利益呢？向誰追責，是貓屋的申請者、實際的管理者，還是整個平臺？”陳豪說，此類平臺到底是公益性質還是商業性質，界限模糊不清，“背后的企業如何運作資金、如何分配收入、和哪些組織開展了合作，都是值得考慮的事情”。
對于收益問題，某智能貓屋平臺的客服是這樣回復的：“平時救助人自己投喂是沒有收益的，但通過平臺和設備便能獲得收益。一開始，收益的60%是給救助人的，等到投喂網友達100人后，平臺會給救助人70%的分成，剩余的30%平臺自留。平臺的收益用來承擔設備費用、貓屋自帶網絡費用等。只有讓平臺運行下去，才能幫助到更多的救助人。設備是平臺免費提供給救助人使用的，但需要到付運費。”
已經從事流浪貓救助工作超過20年、目前在遼寧錦州組建了一支200多人參與的民間志愿者團隊的孔天舒說：“平臺有盈利才能保障正常良性運營下去，據我接觸來看，目前為止沒有純公益性的投喂平臺。盡管這些平臺是商業行為，但也確實在流浪動物的福利上起到了積極作用。如果單靠每個救助人自己的能力來支撐流浪貓救助，很容易捉襟見肘。”
她說：“在戶外環境下，單純的投喂很容易導致無序繁殖的問題，甚至還可能加深社區居民、救助人和流浪貓之間的矛盾。因此，智能貓屋安裝前一定要妥善選址，安裝后一定要科學喂養，并注意投喂頻次，這樣才能正確使用貓屋，實現其價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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